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
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
——《水经注·郦道元》
一、何谓“明堂”？
日月同辉曰“明”，祭祀之台为“堂”，“明堂”即为“明正教之堂”，是我国古代封建帝王进行朝会、祭飨、庆赏、选士、教化等庄严大典的场所，亦是我国古代国家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堂作为国家礼制的象征，历来与讲求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相呼应，一方面以祭天配祖等神圣的仪式来维护天子作为人间之主与上天的紧密关系，进而强调君权神授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在维护控驭人间的天子与天界联系的同时，明堂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也能产生巨大影响，当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需要调整时，明堂往往也会为统治者所用，用以改造构建新的人际关系或人伦秩序。
追溯坟典，最早有关“明堂”的记载可以上溯至三皇五帝时期的“黄帝明堂”传说。《考工记》载“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以现代史学的眼光来分析可知，明堂的出现必定是较为成熟完备的礼制制度下的产物，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将此前夏人祭祀“人神祖先神”的“世室”和商人祭祀“天神自然神”的“重屋”结合起来，创制了一种全新的礼仪制度——明堂，由此成型的明堂及与之配套的明堂制度初具雏形。然而西周中晚期后，不知是因周王室一度废除了明堂制度抑或是因战乱兵燹所毁，先周及周初有关明堂的资料一度消失的一干二净，以至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见诸于传世经典上的明堂制度模糊不清，一度令后人怀疑周代明堂制度到底是否存在。到了两汉时期，明堂迎来了复兴，汉武帝于泰山脚下建起了汶上明堂，此后两汉诸帝东巡至此都会行明堂礼。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在长安南郊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群。在意图加强专制皇权与至尊权威的统治阶级大力推动下，明堂制度得以起复，相关的理论著述也层出不穷，东汉蔡邕提出的“明堂万能论”更是奠定了传世明堂的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战乱频仍，各地豪杰裂土称王，使得明堂制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政权中呈现出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特点，其中尤以北魏中期孝文帝所创制的明堂最为可观。
二、“天子造明堂”
据《魏书·高祖本纪》记载，太和十年（公元486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北魏统治者首次明确下达了仿照中原汉魏旧制，建立明堂与辟雍的诏令。但奇怪的是，明堂工程的正式破土动工却在五年后的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四月，期间延宕了近五年之久。据现代学者王银田的考据，造成这一延误的主要原因应是：此时北魏政府正全力修筑太皇太后冯氏的吉壤——方山永固陵（方山永固陵之详情可详见我公众号3.2所发《北魏文明太后与方山永固陵》一文）、平城城西武周川畔的云冈石窟以及城南圆丘等其它重大工程，暂时无力顾及明堂的修建。
（北魏平城遗址国保碑，段海容摄于2024年1月6日）
太和十五年十月，明堂竣工告成。太和十六年正月己未，孝文帝即前往亲祀其父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随后还“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同年九月又“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在明堂序祖宗昭穆，实际上就是把七庙之享迁入明堂，使之成为拓跋太庙，从而正式将明堂启用为国家礼制体系的核心建筑。平城明堂规模阔大，气势宏伟，规制上可媲美两汉明堂，据估算其总体规模相当于今北京天坛的3倍。平城明堂的建设遵循“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的古制，选址于景色宜人的平城南郊，此处在北魏时有自北而南的如浑水（今大同御河）流经，弱柳荫巷、塘水幽幽。高耸的永宁寺浮图与雄伟的圆丘与明堂比邻而居，而明堂以东便是历代帝后进行春耕的籍田和药圃。建筑形制上，平城明堂以东汉洛阳明堂为蓝本，创制了融明堂、灵台与辟雍“三宫合一”的建筑新形制。作为建筑主体的明堂，底层轮廓为方形，除五室遵循西周“五室”建制之外，又各在四个角增设一室，合计九室。同时内部以“室内通巷”分隔为九个空间，此所谓“堂上九室，三三相重”。明堂之上设灵台，共分为十二间，每间开二窗。灵台总体呈圆形，圆形法天，用以观察星象天文，预测灾异，其穹宇殿顶内部绘有二十八星宿图。环绕建筑外围一周的圆环形水道即为“辟雍”，寓意王道教化犹如环形水道一般圆满不绝。水道内侧有东南西北四门，皆为二层楼阁式建筑。
（辟雍环形水道遗址，段海容摄于2024年1月7日）
太和十七年七月，孝文帝以南征南朝萧齐为由率军南下揭开了迁洛大计的帷幕，至太和十九年，“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平城亦由“司州”更名为“恒州”，其作为北魏国都的历史也正式落下帷幕，其由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军事中心退变为北方边镇，不复往日之繁华。魏末六镇之变，北境狼烟四起，百年平城之遗珍，皆隳于此劫，明堂的木制楼体随着硝烟灰飞烟灭，环形辟雍的石条也遭到拆除。明堂主体的夯土至民国初年仍高出地面两丈多，顶上还建有“子房庙”一座，可惜于1937年为修建飞机场的日本侵略者粗暴拆除推平。1995年6月至10月，大同市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所联合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部分发掘。后续大同市政府于已发掘的明堂遗址西南原址建设了北魏明堂遗址公园，随后根据学术研究与考古成果还原复建了仿古式明堂建筑一座，并将之开辟为大同市北朝艺术博物馆以供来访者参观游学。
（于原址上复建的明堂，段海容摄于2024年1月6日）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是我国继西汉长安明堂遗址、汉魏洛阳明堂及唐东都洛阳明堂遗址之后发现并发掘的第四处古代明堂遗址。北魏平城明堂遗址是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记载的诸多平城建筑物中，首座能够明确地理坐标的建筑。其发现对于确定北魏前中期都城——平城的城市基本布局及中古时期礼制性建筑的发展沿革有着不可替代的非凡意义。
三、“祛毡裘而被龙衮”孝文帝的礼制改革
为了配合其一以贯之的汉化大业的开展，孝文帝在礼制建设上先是于平城营建明堂、圆丘等中原传统礼制建筑，有意借有形的建筑工程营建来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除此以外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大刀阔斧深层次的改革。最有代表性的举措便是孝文帝废除了北魏自建国以来持续进行的四月西郊祭天大典。西郊祭天是内亚草原游牧民族最为悠久的传统之一，北魏自道武帝以来的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四月的西郊祭天大典：据《魏书》记载，“二至郊天地，四节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亲行”。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以极强的魄力废除了西郊祭天，将祭天的场所由象征内亚草原文化的西郊，改到了中原王朝传统的南郊，是为北魏王朝乃至拓跋鲜卑民族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次孝文帝以孟春祭祖为定制，取代了拓跋鲜卑传统的仲月祭祖。再其次孝文帝在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冯氏崩殂后，不顾群臣的反对，以身作则为文明太后守丧三年，从而确定了守丧三年的新制，旨在以“敬老事亲”的汉族孝道改变草原游牧民族“贵少贱老”的原始民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是效仿中原传统依昭穆立七庙。北魏前中期的祭祖随意性大，没有定制，以至杂乱无章。为此孝文帝于太和十五年下诏：“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孝文帝此诏依昭穆立七庙，将北魏太庙祭祀制度与魏晋制度相一致起来。除此以外，孝文帝还在衣冠制度、王朝五德等方面进行了更张，使得北方社会的面貌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质的改变与提升。
孝文帝的礼制改革在政治上，为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找到了历史与儒家经学的理论依据；在社会文化上，推动了拓跋鲜卑由草原游牧风气向中原农耕文化转变，实现文化的移风易俗；在学术上，也解决了自东汉以来持续存在的经学难题。
四、结语
营建平城明堂堪称是孝文帝迁洛，推行全面汉化前的一次预演，也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物化表现之一。孝文帝先期施行的一系列礼制改革引领了社会导向的转型。随着北魏内外局势的逐渐稳固，作为南北朝时期最雄才伟略的帝王，孝文帝抓住了时代赐予的契机，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选择了历史前行的方向，他抱着对汉文化的无限向往和“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一统寰宇的壮志，带领着古老的拓跋鲜卑走出恒代，渡过黄河，进入中州，一发不可收拾地迈向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