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皇室高氏历来以荒淫暴虐、嗜杀成性、举止乖张的形象留名于史籍之上，以至于其治下的北齐王朝也声名狼藉，为今人视作“禽兽王朝”而大张挞伐。然而，作为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代尾声的北齐，对于我国北方中古时期的民族交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北齐承接东魏国祚，定都邺城，以河北地区作为政治核心区，同时还直接承继了北魏中期以来以鲜卑“国人”为核心集团、以并州地区作为军事核心区的统治格局，一方面延续了北魏传统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也在区域关系上有所调整，从而深刻塑造了南北朝后期关东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征与文化面貌特质。坐落于今天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便是北齐皇室治下的北齐“河北-并州双核心”政治格局的直接产物。
一、“帝佛合一”—北响堂山石窟
西距邯郸市区60公里的北响堂山原名鼓山，后因游人行于山间时，其谈笑、击掌、拂袖、走动往往能发出铿锵洪亮的回声而得名曰响堂山。响堂山为太行山余脉，西倚太行雄峰，东连河北平原，南临漳河，北濒洺水，地处晋冀两省交界之处，翻越太行山联系河北与山西的重要通道“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从中穿过，以故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远观北响堂山，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北魏末年，大丞相高欢开府于晋阳（今山西太原）遥控朝政。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元修西奔后，北魏正式分裂为高欢柄政的东魏与宇文泰柄政的西魏。东魏建立后，高欢自洛阳迁孝静帝与群臣于河北邺城，自身仍居晋阳把控军政大权。晋阳与邺城相隔甚远，为了掌握晋阳强兵悍将，避免邺城朝中生乱，高欢及其之后的北齐高氏统治者便须常常往来于晋阳与邺城之间，而响堂山便是历代高氏统治者来回于邺城晋阳之间的必经之地。
位于北响堂山山麓的常乐寺遗址内有金代正隆四年《重修三世佛殿记》石碑一通，碑文便记载了响堂山石窟及山下伽蓝的由来：“文宣（高欢嫡次子，北齐文宣帝高洋）常自邺都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寺，初名石窟，后至天统间改智力，宋嘉佑间复更为常乐寺。”与石窟同时期修建的常乐寺，在北齐时一度与河南修定寺、灵泉寺并称北方三大佛教中心，至唐代时仍有“河朔第一古刹”之誉。可惜的是常乐寺历遭兵燹，其寺院主体建筑于1947年为火灾付之一炬，如今只有宋塔一座及部分经幢、石刻、石碑、建筑构件与造像留存。
（常乐寺遗址，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重修三世佛殿记》石碑，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自常乐寺遗址拾级而上便能抵达石窟区。石窟开凿于东魏末期，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其后隋、唐、宋、明、清、民国历代均有续凿与修缮。响堂山石窟是北朝末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保留了早期佛教的造像特征，创造了被称作“北齐模式”的新表现形式，体现了民族与宗教融合的时代背景，因此是我国石窟雕刻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石窟到洛阳龙门石窟过渡阶段的重要实例，具有极其不凡的宗教、建筑、绘画与雕刻价值。北响堂山计有洞窟9座，从左到右依次为：大业洞、刻经洞、二佛洞、释迎洞、嘉靖洞、无名洞、大佛洞和两个无名洞。其中大佛洞规模与名声最大，装饰也最为华美，以至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名著《中国通史》中盛赞道：“北响堂石窟大佛洞可以与龙门石窟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冈各大窟相媲美。”
（大佛洞内景，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大佛洞分为前后二室，整体为中心塔柱庙窟形制，进深13.3米，宽13米，高11.4米。正面为释迦牟尼坐像，通座高5米，造型匀称，庄重敦厚，为响堂山石窟群中最大的造像。其背浮雕火焰、忍冬纹七条火龙穿插其间，雕刻精巧，装饰华丽，为北齐杰出佛教造像艺术的代表之作。而真正让大佛洞出名的则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一则记载：“甲申，虚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棺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大佛洞是南北朝末期的盖世豪杰、北齐王朝之开创者——高欢之陵，而位于今临漳县的义平陵则为虚陵，“响堂”即为“享堂”之误传的流言自此也就闻名于世。更为神奇的是，经现代考古工作者对大佛洞顶部的实地勘测，发现确有一深3.87米、宽1.35 米、高1.77米，足以容纳一副棺椁的洞穴。然而，考古工作者并未在洞中发掘出棺木或其它可以佐证此处为高欢陵寝的文物，而临漳的义平陵仍未进行发掘，因此此桩疑案仍只能交由后人破解。
（中空的右数第二穴即为传说中的高欢陵寝，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北响堂山石窟也反映了南北朝民族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三教窟”即为一大范例。窟内正中为释迦摩尼佛祖，左为老子，右为孔子，是我国北方中古时期思想文化“三教合流”的生动表现，反映了南北朝末期西来的佛教与本土儒家思想及道教的融洽共存，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
（三教窟内景，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北响堂山由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开凿，具有极其浓厚的皇家色彩。北魏初年开凿云冈石窟时，僧侣昙曜为了说服拓跋统治者接受佛教，提出了“皇帝即如来”的思想，改变了早期佛教“不礼世俗之人”的作风，转而带头尊奉世俗统治者。而对于统治者来说，以佛教造像的形式来展现自身的容貌，是借助了宗教的力量来展现自身作为凡间至尊的威严，具有较强的教化作用，得以更好地收揽民心、维护统治，因此“凿石造佛，如我帝身”的石窟建造思想便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及至北齐初年，文宣帝高洋在开凿北响堂山石窟时，便授意匠人按照其父高欢、其兄高澄及其本人的容貌体态来雕凿佛像，从而实现“帝佛合一”的效果。
二、东西合璧—南响堂山石窟
南距北响堂山15公里的南响堂山石窟分上下两层，共七个洞窟。一层有两个洞窟，即华严洞和般若洞；二层有五个洞窟，从南至北依次为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千佛洞，其中以华严洞规模最大。南响堂山是北齐末年由权臣高阿那肱为了讨好崇信佛教的北齐皇室所开凿，因其属于私人之举，所以南响堂山石窟在规模上远不如北响堂山，不过就精美多彩的细节而言，南响堂山丝毫不逊色于北响堂山。
作为南响堂山规模最大的一窟，华严洞还是整个响堂山造像群中主龛造像保存最为完好的一窟，现存主像之佛头是北齐原物，细眉长目，双眼微闭，表情柔和宁静、生动自然，堪称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极致之作。华严洞内部墙壁上刻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刀法洗练、意蕴悠远、是北朝书法的精品，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华严洞主像，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南响堂山最有特色的则是千佛洞，其得名是源于窟内四壁刻有佛像1028尊。而最有价值的则是洞顶的莲花藻井和飞天壁画。飞天两两相对，洞顶东南西北方向各有一对，其中两组表演舞蹈，两组演奏乐器。细细观之可以发现，飞天所持之乐器为笛、阮、竖箜篌和笙。笙、笛是华夏本土乐器，竖箜篌则是来自于波斯的“舶来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在北朝邺城地区出土了大量产自中亚、西亚的文物，因此可以推知，北朝末期通过黄河流域与中亚波斯地区即已有了频繁发达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本公众号2023.12.1《邺城茹茹公主墓》一文中亦有佐证）。
千佛洞的壁画不仅体现了中原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更是体现了佛教与祆教（即源自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融合并存。据现代学者胡啸研究，千佛洞壁画中的花瓶状图案，实是祆教的宗教图腾符号。祆教亦称拜火教，于公元3、4世纪之交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中古时期于我国史籍上俯拾皆是的“胡天”即是祆教信仰。胡啸通过前往伊朗实地考察后发现，千佛洞内的花瓶状图案与伊朗伊斯法罕、克尔曼沙阿、设拉子等地琐罗亚斯德教宗教遗址中的宗教图案高度相似，应是其宗教中“火”的象征。北朝时期，祆教信仰一度流行于我国北方，且与佛教一样深受统治阶级的推崇，北魏末年“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由此可见彼时祆教的社会流行度。祆教入华，为了获取统治者的承认与吸引普通信徒，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佛教化与玄学化倾向，而南响堂山千佛洞的壁画便直接体现了祆教中国化的发展特点，再度体现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具有极高的艺术、宗教价值。
（千佛洞飞天壁画，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三、北齐皇室的河北-并州双核心政治格局
北魏马上得天下，支撑起国家政权的正是无往不克的鲜卑骑兵。而构成这支百战之师的鲜卑“国人”集团便主要聚居于恒代并州地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政治中心南迁洛阳与并州的军事中心分离，鲜卑“国人”集团也随之分裂为随孝文帝南下和留居并州的两大集团，为了使两大集团互通声气，孝文帝便要求留居代北的大臣与诸部酋长秋冬入洛、春夏北回，史称“雁臣”，以洛阳为政治中心，恒代为军事中心的统治格局至此形成。而北魏末年的动乱瓦解了洛阳-并州的格局。孝武帝元修西奔后，高欢扶持的东魏政权继承了原北魏王朝的关东地区。高欢集团的主要成员普遍出身于怀朔与恒代地区，于是以高欢集团中的上层军政人物为代表的出身于并州与恒代地区的鲜卑国人再度成为拱卫国家政权的军事支柱。孝静帝迁邺后，关东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洛阳改迁河北邺城，全新的河北-并州格局至此形成。而与北魏孝文帝的“雁臣”政策不同的是，高氏统治集团是以最高统治者往返于河北与并州的方式来沟通分居于太行山两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面临着关西西魏-北周政权的侵逼，高氏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并州军事核心区的得失，据学者毛汉光统计，东魏-北齐时期高氏统治集团的头面人物居于陪都晋阳的时间是其居于国都邺城时长的一倍有余。而地处沟通两地最为便利的滏口陉之响堂山便成为了高氏集团往来奔波的要地，响堂山石窟也才得以应运而生。
（滏口陉现状，段海容摄于2024年4月5日）
四、结语
举凡我国古代壮丽卓绝的工程往往与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规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处沟通晋阳与邺城要道的响堂山，便能在东西对峙的北朝末期迎来其发展的巅峰期。多为木构的我国古代建筑极易为兵燹或失火所毁，而主要为石构的石窟寺相较之下更能持续保存，为此后人如果想要一瞥古代建筑样式与社会风貌，石窟寺往往便是不二之选。通过精美的石窟与造像，我们得以一瞥千百年前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体悟古人的精神世界，从而见证到中华文明所独有的连续性。三教窟、千佛洞则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体现。自古以来，任何宗教及其文化传入中原后，都必将被中华本土文化包容并转化。因此可以说，响堂山石窟直接反映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的突出特征，并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样式与珍贵价值吸引着一代代后来者去发现它的传奇。
